文 | 高山奎
●翻看《红楼梦》，我们不仅能在字字珠玑的生动描摹下，领略曹雪芹阅尽沧桑后的信手拈来，还能在“满纸荒唐言”的嬉笑怒骂中，体会作者文字背后的辛酸与苦涩
●《红楼梦》其语言之优美、描摹之生动、情感之细腻、哲理之通透，让人叹为观止，着实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至真至美、至情至性的名品佳作
人一生中要说很多话，但多为闲谈，唯有那些蕴含哲思、照亮现实的话才能让人记住并流传下来。因为这样的话，借铅华洗尽、珠玑不御的沧桑个体之口，折射出人世浮华背后的人生哲理，让读者感同受、共悲切、意难平。毫无疑问，《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语言艺术的佳作。
翻看《红楼梦》，我们不仅能在字字珠玑的生动描摹下，领略曹雪芹阅尽沧桑后的信手拈来，还能在“满纸荒唐言”的嬉笑怒骂中，体会作者文字背后的辛酸与苦涩。经典之为经典，不仅在于具有超越时空的持久影响力，而且能够在不同的视角折射下焕发出不同的思想光谱。
真与幻的界分
《红楼梦》的开篇便宣称要将“真事隐（甄士隐）去”，“用假语存（贾雨村）言”，从而为全书定下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基调。故事可能有假，但背后的道理却未必是假。借一僧一道的话讲，这浮华背后的道理便是：人世间所谓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全是幻梦一场，转瞬间便“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曹氏紧接着讲了一个故事作为例证：甄士隐在儿走家破后，体味到人生无常、世态炎凉，最终看破红尘，抛却尘世恩怨，随跛足道人翩然离去。
从某种程度上讲，恬淡悠然的甄士隐就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而《红楼梦》作为曹氏的代表作品，其繁华落幕之结局也隐藏在全书首章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注词当中，尤其是那最后一句“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更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常与悲凉。
然而，作者似乎不愿读者把自己和作为角色的甄氏等同起来，因此话锋一转，他强调本书看似满纸荒唐言，实则一把辛酸泪。如果说作者撰写的是痴情男女的儿女公案，则完全错识了作者写作此书的良苦用心。因此，在交代本书的若干书名之后，作者紧接着题写了那首著名的卷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那么，《红楼梦》到底是怎样的一部奇书？它究竟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还是作者虚构的一个风月故事？为何一部文学作品，作者在开篇处大谈特谈其写作的真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那句具有点题作用的禅理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中国传统文化不太关注真假对错，却比较看重境界高低问题，这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上更是如此。例如，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抑或影视作品，人们更看重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而鲜有关注故事与人物的真实性问题。由是观之，即便《红楼梦》中的人物和事件皆为虚构，但对后世的读者而言，这些人物如此鲜活逼真，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此人此事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全书首章的开头部分，曹雪芹借灵石之口道显《红楼梦》的真幻虚实，而灵石之言及其本身的真首先源于它曾“幻形入世”，历尽了人世的炎凉；其次在于它历经几世几劫而永恒存在，是最可靠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最后，灵石的真在于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并以文字记录下过往一切。总而言之，灵石的真在于它的灵，而非它的材质；与之相对，可感人世的幻在于它的感与变。而灵石的堕入凡尘，就是从灵界（理念的精神世界）入于可感世界，最终落得个大梦一场，“万境归空”。因此，曹雪芹的真幻之别是以人生实践中的经历和感悟为要义，强调真与幻的模糊辩证，真亦假来假亦真，是从繁华到没落的经历和体察。
有与空的辩证
《红楼梦》开篇看似探讨故事情节的真假问题，实则是借通灵宝玉这一旁观者视角来道说人生如梦的道理。由是观之，《红楼梦》的思想底色绝非真假认知问题，而是修禅悟道问题。在曹雪芹看来，灵石灵性已通，但未经劫数，就如同一个质性淳朴、天真无邪的孩子，只有经历红尘中的荣华富贵之后，才能体会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的到头一梦，只有在历经离合悲欢、世态炎凉之后，才能体悟人世的是非无常、真幻之别，最终放下功名利禄，像甄士隐那样大彻大悟。
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也有同样的旨趣：那个极重功名美誉的美猴王，在经历大闹天空、五行山下和西天取经等各种磨难对灵魂的考验之后，最终放下荣誉和好胜心的偏执，看清有非真有、一切皆空的真相，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成为名副其实的智慧觉悟者（佛陀）。因此，无论是吟咏儿女情长的《红楼梦》，还是描写怪力乱神的《西游记》，去除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的虚饰外衣，归根到底所讲的都是如何修禅悟道的故事。
情与礼的对峙
除了道说人生无常的道理，《红楼梦》还是一部关于真情、纯情、至情的入世故事。
从正统的视角来看，《红楼梦》的男主人公形象其实很不着调，他既厌弃传统仕途的科举考试，也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亦非祸国殃民的乱世奸雄，而是一个痴迷于水样女子的情种。曹雪芹这样设定作品主人公，体现了其思想底色中异于正统的独特取向。这一取向简单来讲，表现为曹氏以情克礼、以情拒理，从而彰显自然，贬黜礼法习俗的思想意旨。
对于早期儒家而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情礼之间相辅相成，情是礼的基础，礼是情的边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然而，宋明理学对天理的强调，把情感从礼的基础转变为管制和约束的对象，甚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因此，曹雪芹反对这种重礼（理）轻情、以理压情的极端做法，从而塑造了情僧、情种的贾宝玉形象。这一形象偏爱人（尤其是少女）的自然淳朴、天真无邪，厌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礼俗规制，对贾宝玉的人物设定，反映了曹雪芹对宋明理学之僵化呆板的一种戏虐性的嘲讽和批判态度。
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以儒、释、道为思想底色或背景的集大成之作，其语言之优美、描摹之生动、情感之细腻、哲理之通透，让人叹为观止，着实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至真至美、至情至性的名品佳作。由于有着深厚的学理素养和人生阅历，曹雪芹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体现其独特魅力。对于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我们似乎不应走马观花读个热闹，而应在细细品读中，体会作者作品背后的辛酸泪和人生感悟，在心有灵犀的同心共感中领悟作品的精微和美妙。
作者高山奎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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